热点聚焦 | 文化唯物主义论争

文化唯物主义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文学批评界驰骋四十年之久，至今仍方兴未艾。文化唯物主义着眼于莎评领域，它深入作品产出的语境，寻找文本背后权力的展布和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揭示文本的政治效用；另外，它独具慧眼、讽时喻世、指摘时政，在字里行间挖掘文本的言外之意；经此妙手，将经典文本重塑为挑战当道、掣肘权威的新说利器，改造成激进思想和边缘群体向正统宣战的战斗檄文。文化唯物主义既是对以往罔顾历史的形式主义的反拨，也是对浅陋粗疏的历史主义的矫正，它发挥了文本关照历史和现实的作用，为莎士比亚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文化唯物主义自诞生起就有革故鼎新、傲视群伦之势，它不惧批评界的理论巨头，锋颖尽露，直言批判，因此引来诸多质疑。有些批评的声音来自内部，有些来自外部，派内主将凯瑟琳·贝尔西在投身批评不久之后，提出“文化历史”的批评方法，以抗衡文化唯物主义。另外两场较有代表性的论战为自由人文主义者和女性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论争。内部的分歧使得文化唯物主义失色不少，而外部争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理论的方法、原则，扩大了文化唯物主义在学界的影响力。

文化唯物主义批评中的社会历史

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在处理作品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时，一般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作品产生的“背景”，而把作品本身视为“前景”。“背景”的主要作用是为作品分析提供旁证，帮助批评家了解作者的生平行谊和思想脉络，进而说明作者的用意和作品的主旨。即便是直接从作品所表现的那一段历史入手去研究作品，也往往是为了揭示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如果说在这两类批评家的笔下，社会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皮与肉的关系，那么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那里，社会历史和文学之间就是血与肉之间那种无从切割的关系了。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取消了“背景”和“前景”的区分；它们的理由是，文学塑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因此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在进行文学分析时不能出于权宜之计将它从社会历史中剥离。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喻，这就像从啤酒之中提炼出麦粒那样徒劳。借用新历史主义者的一句套话，他们研究的是文学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学，甚至那些历来不被看重、常被当作佐证的非文学文献也得到了他们充分的重视和认同。文化唯物主义者把它们与经典之作等量齐观，详加研讨，就是因为它们也承载了时人的社会体验，贯穿着社会意识。那一篇篇激情洋溢的布道词，那一页页枯燥无味的司法文书，那一堆堆展现真实的内心世界、足以骇人听闻的私人日记，那一部部充满异域风情的海外游记以及舌剑唇枪的政论小册子——这些常常不为人知的材料同样是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勾画当时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素材，是他们破除陈见、另立新说的利器。

但是，如果仅仅认为文学作品渗透了主导意识形态，并用于巩固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那么文学史岂不成了阴谋史？文化唯物主义者不满足于揭示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行的机制，他们认为作品中还暗藏着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因素，而这些对立的、颠覆性的思想内容是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所造成的。

例如在《奥赛罗》里，女主人公违背父亲的意愿自主择婿，最终酿成悲剧。这个结局具有警世用意，显然是在强化父权制意识形态。在文化唯物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之初，在婚姻问题上开始出现父母应顾及青年男女的个人选择的呼声，而当时父权制思想的势力依然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意识形态就出现了矛盾：一边是遵从父命，一边是个人选择的自由。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意识形态之下，女主人公才敢以己之意违逆父志，许身于为家族所不容的奥赛罗。从中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并不是那种不懈追求自身解放的新派女性，她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擦边球。

《奥赛罗》书影

（图片来自网络）

◆ 本文摘选自赵国新、袁方著《文化唯物主义》，此处有改动。

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论争

袁方，201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莎士比亚研究。

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将之一，她长期执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著述丰富，是当代著名的批评家、理论家，在英国批评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Catherine Belsey

（图片来自网络）

1989年，贝尔西在《走向文化历史：理论与实践》（“Towards Cultural Histo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提出“文化历史”这一概念，力图与文化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何为“文化历史”？贝尔西说：“‘文化历史’就是从日记、信件、自传等虚构作品中寻找意义和价值”（Bokay et al，1997）。“文化历史”的主要批评对象就是虚构作品，贝尔西希望从中探寻文化演变的历史轨迹，追踪形成今天人类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源头。因此，“‘文化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追寻历史的真实意义，但是它呈现的不仅是记录各种行为的历史，而是关于确定意义、规约和真理话语的历史”（Belsey，1989）。

“文化历史”主要从解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思想养料。解构主义将真理视作确定意义、符号、价值和规范的霸权，认为真理规范了我们的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行为界限。解构主义批评家醉心于解构、拆分和去除中心。他们将真理的历史理解为服从的历史，认为解构真理就要打破中心、去除权威。同样，贝尔西的“文化历史”不满足于揭示真理，还致力于发掘历史上抗拒真理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贝尔西认为，“文化历史”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极为类似。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反抗和斗争的解释。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无孔不入、无懈可击，它们无所不包地遏制一些力图推翻权威的力量。“‘文化历史’呈现的则是各种利益和矛盾冲突，是文本的不确定性，它与权力相关，但也关注抵抗和反叛的力量”（Belsey，1989）。

贝尔西在阐释完“文化历史”的批评方法之后，也随即在文中展开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贝尔西认为文化唯物主义“仅仅将激进的观点停留在想象阶段，并不能发挥其颠覆的效用……批评家可以更进一步，不单单传播理论，而将理论运用到拒绝权威或震慑权威上来”（Belsey，1989）。

贝尔西强调“文化历史”与文化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实践”。文化唯物主义的激进主义只是纸上谈兵，她认为激进不仅是思想上的一种状态，而且必须付诸实践。借助解构主义，贝尔西利用历史中对权力的反抗，将文化历史应用到分析现代文化现象中去。既然理论能够挪用莎士比亚这一存在于文学历史中的人物，那也能够“将文化生产融入到英语课堂中去，将理论中的成果付诸实践”（Belsey，1989）。

贝尔西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遭到多利莫尔和辛菲尔德的反对。1990年，二人在杂志《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上撰文《文化与文本：为文化唯物主义正名》（“Culture and Textuality：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回击。此文前半部分由多利莫尔撰写，回应贝尔西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指控；后半部分由辛菲尔德执笔，指出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在英语学科内的发展困境。

1. 将文化斗争视作统一连贯的现象。2. 认为真正的斗争无处不在（除文本之外）——贝尔西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3. 在理论中没有阐明（a）近年理论发展的态势；（b）文本是不稳定的整体；（c）文化是承认或者质疑规范、确认或者挑战知识以及分裂和产生个体的场域。（Dollimore et al，1990）

对于贝尔西如是批评文化唯物主义以上“罪名”，多利莫尔认为是无中生有。他说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体现各类权力斗争，而且从未将文本视作是稳定的整体。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始终强调文本中存在异见的力量，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否定、动摇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文化唯物主义自诞生起，就融合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方法，之后又紧随时代潮流，关注后殖民和同性恋等话题。文化唯物主义对近年理论发展的趋势十分关注，是与时俱进的批评理论。多利莫尔认为贝尔西只不过是可悲地陷入了自己口中妄图抵制的“权力的深渊”——“攻击与自身相异的个体以获得‘意义、存在和效用’”（Dollimore et al，1990）。

多氏拒绝承认贝尔西的指控，反而批评贝尔西批评方法中的几个逻辑漏洞。其一，贝尔西对矛盾和冲突的理解过于简单。多氏反复强调文化历史就是要暴露历史中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分析这些矛盾，找到变革社会的途径。多利莫尔认为社会形态可以依据瓦解自身的力量适当做出调整，并且矛盾和冲突并不一定是解放的力量，不一定起到革新的作用。例如，在当代社会中，家庭暴力反复出现，而且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显得更加恐怖、邪恶。但是家庭的观念不仅毫发无损还有所加强。家庭暴力的存在并不会瓦解家庭观念，相反，它成为和谐家庭的新威胁。贝尔西没有认识到矛盾和冲突可能成为另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其二，贝尔西对“抵抗的历史”的理解不甚明了。贝尔西借用福柯的理论，将历史理解成为“抵抗的历史——劣等诗人、傻瓜、罪犯和离经叛道之人抵抗权力予以其地位的历史”（Dollimore et al，1990），但是她在批评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些边缘群体。她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没有探究它的深层内涵。贝尔西既然强调边缘群体的地位，就必须关注他们的历史。边缘群体不仅能够质疑权威的合法性，而且可以揭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该群体的政治压迫。贝尔西对边缘群体的地位和历史只字未提，只强调抽象的“历史的真实意义”，无视历史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贝尔西的“文化历史”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贝尔西对“实践”的理解略有偏差，她把“实践”理解为批评实践，将其仅仅局限在大学课堂之中，她希望学生在解读文本时参照文化和历史语境，得出具有颠覆权威意义的结论，对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除非“文化历史”能够在大学英语课堂内部大面积推广，否则很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即使普及“文化历史”是可行的，推翻几百年来形成的认识和价值，的确需要假以时日。相对于文化唯物主义来说，“文化历史”的操作难度更胜一筹。实现文化历史批评，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第二，她对“真理”语焉不详。贝尔西称“真理”是形成话语和意义的来源，那么在文本中，在她所关注的虚构作品中，“真理”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她试图解构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和意义的权威，这些权威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在贝尔西所叙述的课堂实验中，她也没有讲清楚所反对的“真理”是何物，是自由人文主义还是父权制？如果说“文化历史”反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过于灵活，难以操作，那么贝尔西也依旧落此窠臼，没有摆脱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弊端。

第三，贝尔西在批评中试图否认真理和话语的确定性，无非就是将解构主义应用到对历史文化的解读中。“解构实践也称为‘文本骚扰’，或者‘对抗性阅读’，其目的就是呈现文本内部的矛盾或者不连贯，呈现隐藏于连续的外表之下的不连续性”（巴里，2014）。解构主义打破中心，反对文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寻找文本中的含混多义。这样看来，“文化历史”在文本中寻找文化中的不确定性，理论方法与解构主义无异，没有任何新意。

虽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它至少解构了传统的莎评方法，批判了撒切尔执政时期莎士比亚教学和考试制度，在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对右翼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时至今日，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在莎评中居正统地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则籍籍无名，既没有在教学中得到广泛推广，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只供教授和学者查阅。

◆ 袁方，2020，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论争[J]，《英语文学研究》（3）：11-26。

◆ 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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